第167节
多尔衮听完洪承畴的这一番说之后，也沉思了良久，终于点了点头，道：“还是洪卿说的是。”同时心里也不由对皇太极生出敬佩之意，因为当初皇太极为了招降洪承畴，可谓是使尽了手段，甚至不惜让最心爱的庄妃出面劝降，使了一把美人计，当时也让人大感不解。而皇太极的解释是，有了洪承畴之后，清军再攻明朝，就等于有了引路之人，可以事半功倍矣。
当时多尔衮还不明白，现在才算是懂了，皇太极所说的引路，并不是指道路，而是指洪承畴了解明朝内部的情况、特点、习惯等等。就像刚才那一番话，如果不是一个熟悉明朝的人，根本就说不出来的。同时多尔衮还想起来，在何巴泰回到盛京之后，皇太极好像还派遣专人，收集过商毅的资料，难到他早就预料到了今天的事情吗？想刦这里，多尔衮也不禁出了一身冷汗，这才发现，自己确实是比皇太极差得太多了。
第三卷 离乱篇 第六十六章 新法令（上）
清朝在为商毅头疼的时候，商毅确在浙江大张旗鼓的推行了一系列新的法令。
首先一条，就是清丈土地，重新造鱼鳞册。
清丈土地一直都在商毅的计划之中，从北京回来以后就开始进行了，只不过当时只是在杭州府进行，而现在商毅己经坐稳了浙江巡抚的位置，又挟持着大胜清军的战功，因此也在浙江省全省境内，开始全面的清丈土地。
这条法令一发布之后，立刻引起了一片怨声载道，由其是那些占有大量土地的官宦富豪人家，都是一片反对之声。其实历来朝廷要清丈土地的时候，都会遭到许多人，由其是官僚集团的反对，原因到没有别的，因为官僚集团，往往都是倾占土地的主要成员。清丈土地损害的就是他们的现实利益。因此主张清丈土地的官员，往往都会成为众矢之的，甚致不得善终。
但商家军却没有这个负担，一来是商毅在全军的威信极高，只要是他做出的正式决定，基本上没有人敢反对。而在另一方面，商家军进驻浙江的时间并不长，军队里的骨干成员还来不及在浙江购田置地，因此清丈土地也不会损害到他们的利益。相反核实土地的数目，作为收税的依据，也有利于増加商家军的收入，在不损害自己利益的情况下，当然谁都希望商家军朝着越来越好的方向发展。
而唯一一个既属于商家军成员，又拥有大量土地的家族就是老林家，但林之洋心里十分清楚商毅的目地，亲身回家劝父亲，主动交付自己家里的土地实数。
这个时候林正朔也终于显示出一个老商人清醒的判断力，知道和商毅对抗是没有用的，因此也主动将家里所有的土地数量都上报了。并把倾占，投靠的土地也全都退还出来。何况林家的土地并不多，一共也只有一万多亩，只能算一个中上等地主，就算全交出来，损失也不大，相反还能借此修复和啇毅的关系。
林家这一带头，其他反对的人也都无计可施，现在浙江的一亩三分地都是商毅说了算，就是朝廷也要让商毅几分，因此也只能认命。
虽然也有几个死撑不放的官宦人家，还以为自己家里有点势力，因此拒绝配合清查土地的工作人员，还有人抠打工作人员。而这一次商毅可也不客气，不配合的立刻全家查封，打人的一率关押，扔到矿场去作苦力。杀了几只鸡之后，群猴们果然就都害怕了，都老老实实的配合起来。
其实商毅并不是要抢占土地，而是查清土地数量，做为收税依据，多产多收、少产少收，使收税分布尽量公平合理。对一些实在分不清产权归属的土地，就由商家军出钱购买。而查实的多余土地，也都分给无田的百姓，同时商家军还出资购买了一批土地，使每一个农户基本都能分到二十亩土地，能够保证自己的基本生活。但分配到土地的农户将分期十年偿还。
当然清丈土地是一个长时间的工作，也不是能在几个月内完成的，商毅也没有多的时间来管，而是由商家军刚成立的土地司来俱体付责，并且让李岩重点关注。同时又让监查司严密监查在清丈土地的过程中，是否有营私舞弊的行为。
不过商家军目前在浙江省还是实行三年免税的政策，因此虽然大户都反对清丈土地，但所有的农户却是实实在在得到了实惠，因此也都衷心的拥护这项法令。
第二条就是商业税。
其实明朝的实际商业税并不高，明初所定三十而取一的税率，一直沿用到明末都没有变。但在实际的操作中，各地都设有自己的税关，名目繁多、税卡林立，几乎达到雁过拔毛的地步。因此一般的商人，根本经不起这样重重征税，只能找官员依附，形成了官商结合的局面，但有了官员在背后撑腰之后，商人连正常的税收都敢于拒交，结果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因此商毅首先禁止浙江省内各地私设税卡，进入浙江省的商品只用交纳一次入浙税，就可以在全省内通行无阻，但无论商人有什么背景，入浙税都必须要交，绝不能减免。而出浙的商品也是同样，同时也对商品进行了细分，使各种类型的商品，都有自己的收税标准，也减免了许多在俱体实施中的可超作的行为。
这一项自然也引起了浙江大部份商家的反对，因为他们都是在官府背景，根本不怕各地的税卡。但商毅的态度也十分坚定，要么接受，要么就别在浙江做生意，反正在浙江实实在在做生意的商人也有不少，没有他们还可以少许多麻烦。而在商毅的强硬态度下，绝大多数商人也只能选择屈服。
不过商业税的内容还不仅仅是如此，还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鼓励民间资本办厂，投资实业。
在中国古代，商人几乎都是和生产分离的。商品的生产基本都是由以家庭为单位的手工业者来完成，而商人的作用就以低价从手工业者那里买来产品，然后转运到其他地方以高价出售。因此中国的绝大多数商人都属于流通型商人。
这样一来就没有人会去想怎样提高生产技术，改进生产方法，降低生产成本。商人所做的就是拼命压低收购产品的价格，而以家庭为单位的手工业者因为力单势薄，不可能和商人抗争，也只能甘受商人的压窄和剥削。结果就造成中国的社会生产始终是以小农经济为主，而无法将手工业和农业彻底分离，形大规模的社会化手工业生产，也就是资本主义荫芽发展。因此中国的商业行为始终都无法达到摧毁小农经济，把中国的社会生产力提升到一个新阶段的作用。
当然在另一方面，因为大规模的社会化手工业生产就意味着大工厂大企业的出现，这也就是历代的统治者都不愿意看到“聚众”情况，因此聚集大批工匠一起工作的情景，一般都只能在官办，或者是有官府背景的生产作坊里出现。在另一时空里的清朝，甚至规定三十人以上的聚会都要通报官府，在这种情况下，也根本不可能完成社会分工、手工业和农业彻底分离的革命。
同时由于流通型商人没有自己的产业，因此也缺少大局的是非观念，造成他们有奶就是娘的观念，不惜把中国的物资到买给敌对的势力，以赚取厚利，而遇到外敌入侵的时候，往往就是他们最先投靠外敌，这个时代的所谓山西八大皇商，还有后世的一批买办商人都是典型的代表。
商毅当然希望能够尽力改变这种状况，而且也做过不少偿试，他在杭州就开了不少大规模的手工工厂。但尽靠商毅一个人来做是不够的，而且他开的工厂也同样带有很重的官府背景色彩，对推动资本发展也有现，必须把民间的力量都调动起来才行。
因此商毅在制定的商业税中，把对生产作坊或工厂实行减税，做为了一条十分重要的规定。将生产作坊或工厂分为五个等级规模，做为减税的标准。生产作坊或工厂的等级规模越大，减税的比例也就越大，最大的生产作坊，允许达到两千人以上，而减税率也达到了四成。
主要的目地就在于希望利用税收的调整，来限制流通型的商人，而鼓励他们转型成为生产型的商人，这才是最重要的一步。当然对生产作坊的管理、注册、生产调控、收税方式和标准，也有一套十分详细的规定，以防止生产作坊或工厂为了获得高的减税率，而虚假的扩展生产规模。另外也是要防止别有用心的人借办工厂来作乱滋事。
商业税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海关税收。
海关税收也将是未来商家军的一个重要税收来源，而且现在商毅己经开通了马尼拉的贸易航线，同时也取得日本和巴达维亚的通商权，因此海关的成立，也是势在必行了。
其实海关并不复杂，宋明都有类似的组织，当然是叫市泊司。海关的重点就是两个，一是制定各种商品的收税标准，分类越细越明确就越好，就可以减少工作人员在操作时候的运作空间，另一个就是加强监督。
对第一点并不是难事，因为在收入浙税时，就己经将商品分类进行了细化处理，而且以后还可以慢慢完善。当然商毅也明确规定，结算的白银，一屡以重量为准，并且在每一个海关口发下了标准重量的砝码。
而对第二点可就有些麻烦，商毅是后世的人，当然知道海关历来都是滋生腐败行为的主要场所，而且腐败行为往往都是集团腐败，一但查出基本就是把整个海关一窝端了。而控制腐败行为的方法也不外三点：实行轮岗利，三年一换；还有是完善制度，尽量少留空子；另外就是加强监督力度，一但查出腐败行为，严惩不贷。
当然海关一但成立之后，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严打海上走私行为，而这个任务也将由海军来完成。
第三卷 离乱篇 第六十七章 新法令（下）
第三条法令是有关教育的。因此也相对争议少了许多。
其实商毅一向十分重视教育，早在穆陵关的时候，他就己空开办了学校，教授少年儿童们一些基本知识。不过当时商毅的地盘小，人口也少，只开一个学校就够了，而招生对像也主要是商家军的子女为主。而现在商毅己经掌握了一个省的地方，治下的人口有五六百万，因此必须建立一个完善的教育体系。不仅是为自己陪养人材，同时也是为了尽可能提高全民族的素质。
按商毅的计划，教育将分小学，中学，大学三级，八至十三岁为小学，十三至十六岁为中学，十六至二十岁为大学。小学以中国传统的基本教育为主，辅以基本的数学、历史基础知识；中学则开始加入天文、物理、地理等自然学科的知识教育；而大学则进行详细分科教育，培养专业人材。
当然教育系统的建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甚至四五年的时间也未必足够，因此在目前首先以辅及小学为主，三年以内，争取在浙江全省实现小学的辅及。至少先让自己治下的大部孩子都能够识字，读写和基本的算术。
因此商毅要求浙江各县的教谕，在己经成立了人民公社的地方，每个公社必须开设至少一个小学，面向全社社民的子女招生。而没有成立公社的地方，则以村为单位，进行小学的辅及，力争做到每村一个小学。当然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二三个村合用一个小学，并且尽可能让所有的适龄儿童都能够入学。不仅所有入学儿童一率免费，而且小学将向学生提供教材、笔墨、纸张等文具用品，尽量不增加百姓的负担。
对于各县、州以经成立的私塾，商毅也同样承认，因为在小学教育没有辅及之前，私塾也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因此商毅也规定，对毎一个私塾都进行注册登记，并且每年发给他们六十两白银的补助。
另外商毅又在浙江大量招募教师，主要以秀才和举人为主，并且给他们十分优厚的待遇，秀才的月薪是十两白银，举人的月薪是十五两白银，逢年节等日子，还另有嘉奖，而这这笔费用也一率全部从公务费用中资出。
浙江的文风很盛，秀才举人很多，由其是秀才，几乎每村都会有几个。绝大多数秀材都是出身于一般条件人家，而考中了秀才之后，大多数人都不屑于务农，商毅提供的待遇对他们还是有相当大的吸影力，而且教书也是个体面职业，比务农，经商什么都要高尚得多，也能够满足他们虚荣心，因此很多秀才都来应征，当然也有相当一部份生活条件不好的举人，也来应征。师资力量到是很容易就解决了。
当然要做到这一些，就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商毅也规定在第一年里，每个县的教育资金为三千两白银，然后逐年增加，浙江省一共有七十五个县，再加上私塾的补贴和教师的月薪，这一年的教育投入就超过了三十万。
现在商毅手头上资金充足，这笔钱到并不是大问题，但在拔下教育资金的时候，商毅也严厉警告各县，敢私自挪用、倾吞教育资金的，无论是谁，一率杀无赦。
不过现在的重点虽然普及小学教育，但对中学、大学也不是放任不管，但中学首先只是在杭州府地区内成立，杭州府下有九个县，商毅计划先毎个县成立一到两个中学，而在杭州城里成立二到三个中学，然后再逐渐向其他地区普及开。这一方面是因为小学还没普及，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教授中学知识的教员缺乏，因此只能慢慢扩大。
而在大学方面，商家军的军校这时己经正式成立了，校址就设在凤凰山西边，正式名称为浙江凤凰军事学院，这也算是商毅建立的第一所大学。
不过由于中、小学的系统还没有建立起来，因此军校招收的对像足十四到十八岁，只要有一定的文字基础和简单算术能力的青少年，主要开设有步兵、炮兵、海兵三个大类专业，下设十八个学科，正式学期为四年。实行的是住校制，全封闭管理。同时军校还开设了为期一年的预备班，这是为那些达到年龄，但知识不足的学生进行强化培训。另外还开设了为两年、一年、半年的中短期陪训班，主要是针对现役军人的深造教育。
目前军校现有正式学生两千多人，预备班学员八百余人，临时陪训学生三百余人。学员大部份是商家军的子弟，当然也有相当一部份是冲着商家军的名气，来报名入学的浙江地区的青少年。由其是在青州大捷的消息传到杭州之后，也引发了一个报名的小高潮。
除了军校之外，商毅还准备开设了两所大学，一个是浙江师范学院、一个浙江工程学院。师范学院主要是为商毅培养文职人员和中小学教员，而工程学院则是为了培养技术人材，都是为未来储备人材的。但目前这两所大学虽然己经正式挂牌成了，但规模都不大，学员数员也不多，师范大学只招到了三百多人，而工程大学才只有一百多人。基本上都是商家军和工匠的子女报名参加。
当然商毅也考虑到，在这个时代要人们接受这两所大学还需要时间，也不能强求，一开始能招到这么多的学员己经很不错了。只能先把这两所大学开起来，等自己的势力渐渐大起来之后，慢慢再改变人们的观念。
主要的法令只有这三点，另外在杭州还有另外一个重大的事情，就是经过了几个月的筹备之后，浙江银行终于也正式挂牌成立了。
其实从北京带回来了七千万两的巨额白银之后，商毅忽然发现，这么多白银怎么花却又是一个新问题，自己现在根本用不了这么多的白银，而且把这么多白银一下子全部投入到市场中，只会造成白银贬值。如果存起来慢慢花，那么活钱也就变成了死钱，七千万两和七百万两其实没什么区别了。因此商毅也就萌生了建立自己的银行的想法。于是在去南京之前，商毅就把自已的电脑里有关近代银行的资料都抄写出来，交给林凤舞，让她去好好理解。准备正式成立自己银行。
银行其实是承担信用中介的金融机构，是商品货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也是与货币商品经济的发展，有紧密关联的，银行的出现，也标志着近现代经济活动中一个重要的行业——金融业正式产生。
世界上的第一个据有近代意义的银行是在1580年成立的威尼斯银行，而在相不多相同的时间，中国也出现了主要经营为长途贸易提供信用服务的汇兑业务、并以之吸款放贷的信托、汇兑机构——钱庄，而到了清代又出现了票号。
但无论是钱庄还是票号，最终都没有发展成为近代意义的银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没有投资于国家，即没有为国家的重大活动提供借款，也就不具备有国家赋予的以国家税收为抵押的货币发行权。没有货币发行权，也就不能称为真正的银行。
商毅对银行的历史发展所知不多，但有一点清楚的，欧州的银行在欧州的扩张活动中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它们为国家的战争行为提供贷款，国家又反过来以税收作为抵押、赋予银行发行货币的权力，使银行实际成为国家的债主，具有了绝对的权力，能够左右国家政治。
因此欧州在海外的扩张表面上是为了取得贸易，实际上是银行要使自己的投资项目收益，而如果达不到收益的目地时，银行就会动用自己的影响力，让国家介入其中，把商业行为，上升为国家的政治行为。使银行——公司——国家一体化。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近代西方国家会为自己国家的公司利益而出头打战，而中国的商人在海外却只能孤军奋战，得不到国家的支持的实质性原因。
商毅当然是打算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走近代国家的道路，那么让银行的商业活动来左右国家政治，实质上是走向近代国家的必由之路，尽管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但建立近代意义的银行，就是这一步的开始。
当然这些道理商毅是不可能向其他人说明白，但好在林凤舞对钱庄经营并不陌生，在她看来，所谓银行，其实就是钱庄换了一个名字而己，虽然一些细节不同，但大致的经营思路是一样的，无非就是吸收民间的闲散资金，以贷款的形式借给需要货币的人使用，或是充当支付中介，靠从中赚取中介手续费用收益。说白了就是用钱生钱，因此也对商毅的构想十分支持。
而商毅也不打算让银行急于发行货币，先做好钱庄这一块的工作，其他的慢慢再说。当然俱体的操作，就交给林凤舞去付责，林凤舞也就以浙江银行的第一任行长，永远载入了史册中。
第三卷 离乱篇 第六十八章 苏州丝绸总会
按商毅的想法，杭州自然是浙江银行的总部，然后在苏州府、嘉兴府、宁波府、台州府四地设立浙江银行的第一批分行，总行的启动资金为三百万两白银，分行的启动资金为二百万两白银，开始开展业务，然后逐渐扩大到整个浙江地区，也可以充份让手里掌握的巨额白银真正发挥作用。
而第一个分行的首选地址就是苏州府。因此在杭州总行挂牌成立之后，商毅也带着林凤舞，又来到苏州。
尽管苏州府现在还不是商毅的管辖范围，但商毅一直都没有放弃对苏州府的控制，商家军一直在苏州驻扎着一个团的兵力，就是懒着不走。不过由于商家军的军纪严明，在苏州城中从不闹事，相反还帮着维持城中秩序，压制各帮会的势力，也是苏州的风貌大好，因此也颇受苏州百姓的好评。再加上苏州知府彭正穗对此也不闻不问，结果也就这么样过了。
苏州分行的成立十分顺利，新丝路丝绸织造厂也首先带头在苏州分行开了户头，大宗银钱交易也都通过苏州分行来完成。其实这个时代的中国商人对钱庄的经营并不陌生，许多商人也都很习惯用钱庄做中价，进行货币交易。而且商毅在苏州商界的名声也很好，也有足够的实力，一些有实力的商人也纷纷都来开户。因此生意势头很好。
不过商毅来苏州可不是只为了成立苏州分行，还有另一个重要的目地，就是成立苏州丝绸总会。
以前商毅办厂、办实业是为了解决自己的资金来源，但在得到了李自成搜刮的巨额白银之后，商毅现在是真的不差钱了，于是也不打算再办多实业，除了兵工厂、造船厂、印刷厂、银行这些重要部门之外，商毅打算逐渐退出其他的实业，让给专业的人士去经营。
因为商毅知道行政机构如果过多的干涉商业经营，对于经济商业和运行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政府应该做的是宏观的协调和引导，应该多成立一些协会，行会一类介与官商之间的行业管理组织，而不是亲自参与实业经营。成立苏州丝绸总会只是第一步偿试，以后还要扩展为浙江丝绸总会。包括其他行业的协会、行会等。
因此在到了苏州以后，商毅也把苏州分行的事情都交给林凤舞来付责，因为她才是浙江银行的行长，而商毅在新丝路丝绸织造厂里招集其他十八家丝造作坊的坊主一齐开会聚议，成立苏州丝绸总会的各项事宜。而且商毅己经拟定出了一个俱体的章程，由其他十八家丝造作坊的坊主来讨论。
大体来说，商毅拟定的章程分为总则、机构设置、入会标准三个方面。
总则是：苏州丝绸总会是面对苏州的所有商人，只要是希望从事丝绸行业，并符合入会标准，愿意服从会章，履行义务，就都可以申请入会。凡事加入苏州丝绸总会的商人，都可以被称为会员。并且对每一位会员都秉公对待，一视同仁。
在原则上，苏州丝绸总会并不干涉各商家、丝造作坊的俱体经营事务，主要是付责集中个体商人、丝造作坊的力量，对外统一说话，统一的销售价格和生丝收购价格，充份保障各商家、丝造作坊，以及丝农的利益，并合理分配国内资源，统一安排海外的运输和销路，使各商家、丝造作坊共同发展。
苏州丝绸总会将对丝绸行业制定统一的生产标准和质量，并定期抽查会员产品，保证苏州丝绸总会出产的丝绸品质，维护苏州丝绸总会的名誊。同时也会定期组织招商促销活动，扩大苏州丝绸总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苏州丝绸总会的机构设置分为：会长、执委、会员三级。会长为一人，由全体会员一起选举产生，任期为三年，可以连任一届，也可以隔届出任，在任期间付责整个总会的运行，组织招开执委会议、会员大会，对外交流招商等等工作。
执委为十二名，由全体会员一起选举产生，任期也为三年，不得连任，但可以隔届出任，总会的各项决议都将由执委投票决定，当票数相同时，可以会长做最后决定。同时执委还有罢免会长的权利。
总会的重大决议必然由会员大会投票决走，并定为每三年举行一次全体会员大会，选举产生新的会长和执委，并决定未来三年内总会的决策、制度和发展方向。
苏州丝绸总会将于明年开年之后，正式挂牌成立，入会资格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自己的生产作坊拥有的织机数量，明年必须在百台以上，然后以毎年一百台的速度递增，在第一个周期结束以后，入会标准将达到三百架织机。如果织机数量不够，可以挂靠某一位会员的门下，但不能算正式会员。
而十八家丝造作坊和新丝路丝绸织造厂将自动成为第一批会员，但在明年内，也必须将自己的生产作坊扩大到拥有织机百台以上，以后每年按要求递増。
当然众坊主对商毅拟定的章程基本没有太多的异议，因为这些章程制定的十分公平，并没有给新丝路丝绸织造厂特权，同时现在各坊主也知道啇毅己经从荷兰和郑芝龙那里取得了海外贸易权，因此对他们都有很大的吸引力。
而且这个时代的中国人做生意向来都喜欢搞单干，互相之间主要靠压价竞争，结果只能白白便宜了老外，其实谁都吃过这个亏，谁都不想但还只能这么做，因为也没有能力改变这个现像，因此如果真的能够联合起来，用一个声音说话，肯定是对众人都有益的。
唯一令众坊主觉得不满的是入会标准，在这十八家丝造作坊中，达到百架织机以上的只有三家，大多数作坊的织机只有七八十台左右，少数还不足五十台。而且一百架的标准还不算大问题，但在三年之后，要达到三百架织机，对各作坊来说，还是有一定压力的。目前也只有新丝路丝绸织造厂一家能达到这个标准。
但入会标准可是商毅促进中国丝绸业发展的重要一环，在另一时空的十七、十八世纪里，毎一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有自己的支柱产业，英国的羊毛业、荷兰的造船业，法国的纺织业。而中国最适合做支柱产业的，当然就是丝绸业了。因此商毅也要首先改变丝绸业的小作坊生产状况，推动丝绸业彻底与家庭手工业分离，向规模化、专业化、工厂化的方向发展。以织机数量为入会标准，是必须坚持的。
不过商毅并没有强制众人通过入会标准，首先抛出了所有会员均可享受浙江的对生产作坊的税务优惠政策的诱饵。因为苏州不靠海，丝绸想要出口，必须运到浙江沿海地区，因此浙江省的对生产作坊的税务优惠政策。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同时商毅又让这十八家作坊平分江苏织造局的利益。在郑敬高离开苏州之后，苏州织造局就由新丝路丝绸织造厂来接管，新任的苏州织造太监韩赞同到任了之后，也非常明智的选择了沉默。
苏州织造局是官办的丝造坊，因此规模十分庞大，共有织机一千二三百台，就是新丝路丝绸织造厂，也只有它的三分之一，其中织造各种花纹图案的提花织机就有二百畲台，可以说蕴藏着巨大的利益，商毅把苏州织造局分为二十股，每家织造作坊占一股，新丝路丝绸织造厂占两股，除去供应南京皇宫之外，剩余的利润就由各家一起平分。
最后商毅又表示，对这十八家织造作坊，浙江银行苏州分行也将给予贷款优惠政策，解决他们的资金困难。于足这样几条优惠条件下，众作坊主也都接受了这个入会标准。而在此同时，也为苏州分行拉来了第一批客户，实在是一举两得。
不过从现在到明年苏州丝绸总会正式挂牌成立还有四五个月的时间，这段时间都算为筹备期，主要是吸收会员，制定章程细节，在今年十月或十一月，招开第一次会员大会，选举正式会长和执委。在目前还是由新丝路丝绸织造厂领头，而林进旭出任临时会长。
商毅当然不会多管事了，只是交待了一下自己大致的构想，具体的细节就都交林旭升去付责和其他十八家作坊主来讨论完成。
而就在这时，出现了一件让商毅有些意想不到的事情，苏州知府彭正穗的慕僚，赞画李松晨来投奔商毅，请求商毅收留。
原来苏州知府彭正穗虽然对商毅在苏州的行为不闻不问，但心里总是不舒服，也觉得当个傀儡知府没什么意思，而且万一那天商毅失事了，自己说不定还会受到牵连，那才是冤枉，因此也上下活动，终于运作的转任其他地方，现在只等南京的调任公文下来，就可以离开苏州了。
而李松晨的想法和彭正穗不一样，他考虑再三，认为明朝己是积重难返，南京朝廷中兴的可能性不大，而商毅到是颇有潜力，在这乱世中大有可为，因此决定投靠商毅。
见了商毅之后，李松晨对自己的动机到也直言不违，而这还是第一个主动投靠商毅的文人，因此商毅也答应收留他，并且表示在彭正穗离任之后，就让李松晨去杭州找自已。
第三卷 离乱篇 第六十九章 黄宗羲来访（一）
就是浙江银行杭州总行刚刚挂牌成立，有消息传来，说是南京朝廷派遣黄宗羲为使，来到杭州，颁发对商家军在山东取得的胜利的嘉奖诏书。
商毅也不禁吃了一惊，这到不是说他没想到南京朝廷会对自己进行表彰奖励，立了这样大的功劳，而且弄得风声水响，怎么样也要给点奖励吧。但这次使臣的人选：黄宗羲到让商毅有些意外。
黄宗羲的大名，商毅当然是知道的，他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经学家、史学家。和王夫之、顾炎武并称为明末三大宗师学者。是这三大宗师学者中年纪最大，而且也是唯一一个有着深厚东林背景的人。
不过在南明的南京朝廷时代，黄宗义的表现和其他东林党人并没有什么区别，视野狭碍，思想顽固，观念偏激，但却偏偏又自以为清高道徳，自以为事，眼高手低，不仅没有为南明朝廷做多少实质有用的工作，而且只顾内斗，不顾大局，使南明的力量在内耗中不断削弱。而在这方面，黄宗羲也可以算是东林党的一个典型代表人物。甚致可以说南明南京朝廷的短命，包括黄宗羲在内的东林党也有不可推缷的责任。
而且在南明灭亡之后，有一些学者也在反思东林党的行为，只有黄宗羲依然全力在为东林党辩护，他的观点是东林党都是正人君子，凡事与东林党作对，或意见不同，就是奸佞小人。而后世的学者往往出自对黄宗羲在学术思想上成就的尊重之情，只好对黄宗羲在这段时期的表现和政治观点避而不谈，有意忽略。
不过尽管黄宗羲在政治上的表现差强人意，甚致可以说是十分拙劣，但商毅也不否认，黄宗羲在思想、学术上的成就，确实达到中国古代最高境界，被称为宗师绝对一点也不过份。毕竟是人无完人，一个优秀的思想未必就是一个高明的政治家。这种显像也并不少见，在另一时空里的二百多年以后的那位康圣人，同样在思想成就上独树一帜，但在政治上的表现幼稚得连儿童都不如；还有比康圣人稍晚些时候的孙国父，虽然无愧于民主革命的先驱者，但在政治领域中，同样也是被晚清的老官僚们玩弄于股掌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