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孩说:“四星。”
  旁边一个小姐纠正道:“三星。”
  男孩说:“老三星新四星,你知道什么?”
  小姐坚持:“就是三星。”
  无论三星与四星,关键在于西苑是有星级的。王先生将我扔在招待所。自己住到离我很远的星级饭店去了。资本家的狗崽子。奸商。我在火车上作了那么多努力,他还是对我毫无感情。社会真是挺复杂的。我一路上都有点儿内疚,对我们领导,对金经理和王先生,我想我太调皮捣乱了。此刻愣在招待所肮脏的大厅里想想,不内疚了。比起我们领导的精心策划,比起金经理的吃小亏占大便宜,比起王先生的阴险自私,我做得很不够。
  当我再次听到电话铃声,已是次日早上七点半。
  “喂。”
  “早上好眉小姐。”
  王先生肯定享受了一番人生乐趣,他的嗓音清新豁亮,中气十足。
  “得了。叫我眉红。”
  王先生不介意。继续精神饱满,语气坚定地说:“起床吧。德方(进口的是德国棉花)已经知道你到京了。他们今天九点钟等你。”
  “可我今天要去长城。”
  “眉小姐。长城改天去吧。你是我们请来的专家呀。”
  专家住招待所?话到嘴边没说出来。木已成舟,多说没意思。
  “喂。”王先生等了一下,着急了“喂喂!”
  “说!”
  “你打的去,别挤公共汽车。太累了。”
  “知道了。”
  我一听好话气就消得飞快。我说:“行了。我九点准时到。”
  “眉小姐等等。”王先生在寻找措词“为了长我们的民族志气。为了,为了我们企业的利益。希望你坐高档一些的车,北京出租车有奔驰,你尽量打奔驰或者打丰田。”
  我悔恨得牙根发痒。我哐地挂上电话,缩进被窝睡觉。电话铃沉默了片刻又响起来。我用指头捂住耳朵。等我松开手,电话铃还响着。我朝电话扔了一个枕头。铃声在枕头底下固执地发出蛐蛐一样的叫声。我只好拿起话筒。
  “眉红同志,”王先生到底受了几十年社会主义教育,关键时刻还是用同志称呼。王先生郑重其事地说:“眉红同志,通过接触,我已经认识到你是一个坦率直爽单纯善良的好同志。你生我的气我不怪你。只希望你理解我是受雇于人
  的。我是替人家打工的。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少说两句好不好?”
  “好好。打的一定打奔驰或丰田,到时候的票实报实销,在那一千块钱之外。”
  可是我没那个富贵命,我光是看见日本小车就晕,别谈坐车。奔驰我只能坐五分钟,五分钟之后马上晕,我习惯了国产车的颠簸,进口的不颠簸我反倒受不了。今年北京流行面的,一种黄色小面包车。十块钱起价,八公里才跳字,每公里一块钱,颠簸程度不轻不重。我喜欢坐面的。
  “我准备坐面的。”
  “眉红,别这样。你要是坐面的,我回去准被炒就鱼,我们金老板最重视包装了。在火车上你不是说过拳王的事吗?”
  霍氏前拳王的不幸,看来已是我们全人类的不幸。
  我说:“问题是我晕进口车。”
  “吃药嘛。买点晕车灵晕海灵,开发票,全给报销。”
  “王先生,你吃药我给报销好了。”
  我再次挂上电话。然后把话筒拿起来搁在了一边。
  我坐在一辆天津产的黄色小面包里出发了。我决不为了金老板的脸面而吃药伤自己的身体。面的跑了大半个小时,我头不晕心不烦。司机朴素,随便,和蔼可亲。
  车上三环路后,我眼前开始晃动德国人那苍白的脸浅色眉毛灰色眼珠。他们背着一双戴了白纱手套的胳膊,昂首挺胸,在窗前凝然不动地盯着我。
  我问司机到达目的地还需要多少时间,司机说五六分钟,我犹豫了两分钟,在路边下车了。
  我在一幅巨大的广告牌下换了一辆奔驰车。三分钟后,奔驰滑冰一样悄然停在一幅紫红色楼房的门厅前。一位身着白色制服,制服上缀着流苏的中国小伙子上来为我打开车门,在我钻出车门时,小伙子将手掌贴在车门顶上。最初一刻我心里咚咚跳了两下,不明白他要干什么。旋即便理会到我在享受一种待遇,他怕我碰了头。曾听人讲过中央首长就是这么出车门来着。
  “谢谢!”我淡漠地说。人一享受某种待遇,就自然生出了某种派头。
  此后一连四天,我都在那幅花哨的巨大广告牌下换车。有一次,居然又遇上了第一天坐的那辆奔驰。司机认出了我。主动说:“小姐您好。”
  我也认出了司机,便回了礼。“师傅你好。”
  “老地方吗?”
  “对”
  司机很潇洒地扶着他轻灵的方向盘,轻车熟路送我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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